贾康：如何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减一减一补” – 留学帮帮团-pg电子游戏app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首先要以“三减一减一补”为抓手。但正确认识和把握，必须把“三减一减一补”置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逻辑关系之中。

如果我们看中央战略政策的字面意思，就是三个字：供给侧 结构性 改革。我认为首先要注意的是，它落在“改革”上。这意味着什么？可见，决策层所强调的理念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之初就确定为重大方针的“改革”。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弘扬继承过去、开拓未来的要求。但这里又突出了一个新思路，那就是新思路直接表明了“供给侧”，即改革是为了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表明决策者已经确定了通过有关分析，我们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我们必须面对供给侧与总需求问题完全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一是优化制度结构、调整利益格局、“突破利益固化壁垒”、攻坚克难推进改革的问题。并解决有效的制度供给问题，从而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这三个词连接起来形成的鲜明表达，是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支撑的。

如果把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理念放在一起理解，并结合实际经济生活，落实“三减一减一补”等供给侧改革具体要求还需进一步调查分析。 ”。

“去杠杆”必须区分宏观和微观

说到“去杠杆”，我们可以直白地说。从宏观角度看，这是间接调控体系中货币政策当局主导的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关键。它关系到“总需求适度扩张”，而宏观经济则关系到谨慎防范风险权衡以及如何更好地掌握总需求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运行与我们各地、各行业、各企业没有直接关系。其他宏观管理部门需要向我们的货币当局提供协调和支持：比如近年来的财政政策都强调提高赤字率，提高赤字率就意味着扩大借贷规模。财政部门领导指出，这是一次用财政杠杆服务大局的去杠杆，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大局观和部门协调性。 —— 这是对相关管理主体必须从宏观角度把握“去杠杆”理念的要求。

此外，从地方政府角度，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整体去杠杆并不排斥地方杠杆，地方杠杆一定是结构性杠杆，需要“理性供给管理”。

比如，我们知道，在整体去杠杆的同时，地方政府在实施地方发展战略时，需要在一些关键点上加杠杆，支持结构优化；大量三四线城市也在楼市去库存。它需要与必要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利用。这些都迫切需要设计合理的供给侧管理方案，实现结构优化，从而满足降低整体杠杆风险水平的愿望。

总之，管理部门需要协调好的是，地方政府和行业要合理处理如何运用必要的结构性杠杆来适应整体去杠杆的问题，以落实发展战略。这是典型的供应管理任务。

至于小微企业主体“去杠杆”降低自身负债率，是必须“根据企业情况”讨论的问题。不存在“一刀切”的合理pg电子游戏app的解决方案，政府一般不应该根据一定数额做出硬性决策。要求，关键是企业要在竞争中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策略，力争通过定制化处理，实现更高水平的债务操作风险防控。微观层面的“去杠杆”本质上是针对每个企业的“资金供给管理方案”。

“去产能”要正确把握本质和机制

首先，笼统地谈论“产能过剩”是不合适的。我国现在要重点关注的实际上是淘汰落后产能。各行业产能“过剩与不过剩”在不断变化。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行业内高低可比产能中，低端落后产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和较确定的剔除对象。去产能工作只有聚焦在“淘汰落后产能”这个实质性问题上，才能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地回应我们所追求的结构优化、打造升级版。

第二，所谓产能过剩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创新机制比如ppp等来改变。 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过去直译为“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现在是官方文件中描述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这一创新显然将把一些过剩的产能瞬间化为乌有。以获得有效的生产能力。过去，政府在公共项目、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连片开发方面往往“野心大于实力”。现在可以吸引和动员本已丰富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外资。做。

只要做得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积极效应，包括缓解未来较长时期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下的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改善民生、效益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1 1 13”绩效提升机制，也是实施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也将为一批与政府合作的企业提供获得“不超额利润但可以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等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机会；也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这与中国必须推进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非常重要。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

同时，它是一种创新机制，能够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成功地将部分所谓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比如，在北京，我们在原有地铁4号线ppp项目的基础上，继续利用这一成功经验，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这是缓解首都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建设项目。公共交通系统。如果没有ppp，16号线何时开工尚不清楚。有了ppp，这个建设项目就能马上开工，“好事办好、办好”。加快项目建设所需钢材、建材、建筑设备等大量订单。对应什么样的产能？正是所谓“过剩产能”——的一部分。ppp机制创新将快速将部分所谓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

第三，我们要认识到，在产业和企业升级中，不能立即将竞争力处于一定劣势的企业认定为所谓的“僵尸企业”。可以用“僵尸企业”的概念，但应该仅限于少数真正没有希望、尚未被淘汰的企业。一些已经在竞争中感受到压力和困难的企业，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升级创新，也许会改头换面。原本被认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会转变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可变的，必须与“人为”的努力结合起来。因此，化解过剩产能，要真正聚焦整个行业或者某一领域本应通过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产能能否淘汰这个关键的“现实问题”。

第四，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的主体和机制在哪里？在去产能过程中，如果政府认定少数大型企业是落后产能的代表，就没有拯救的可能。政府可以作为主体实施关停和转移操作。这是最方便的操作，但是抱歉，这种方法的适应性非常有限。目前，中国企业和市场主体数量已超过7000万户。在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中，政府根本无法找出谁代表了落后产能。必须依靠政府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行动过程中，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是通过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解决的。这是去产能最重要的引领机制。

及时总结“去产能”正反面经验

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总结2016年“去产能”的操作，把握“去产能”的实质内容和合理机制。有关部门计算出总规模后，我们不宜过分关注表面上停产了多少。关键是如何挤出真正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

我国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从整个产能来看都处于过剩状态，因此成为2016年去产能的重点。但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减少钢铁和煤炭的总产量能力作为一项强制性任务。通过“切块”、让地方管理部门选择淘汰对象或“挑最弱的柿子”或“砍头”，能否达到淘汰落后产能的预期效果？市场主体分散数千个，政府管理部门实际上没有能力全面识别每个企业代表什么样的产能。对于少数大型企业，可以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找出真正落后产能的代表并“关停重启”，但这种操作的适应性有限。全国约7000万个市场主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落后产能应在明确一些必要的准入标准（如污染物排放技术标准）后，以市场竞争为主。优胜劣汰，如果靠行政官员去覆盖总共几千万的市场主体，一一筛选，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准确度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遗憾地看到，面对这样的矛盾，管理部门往往倾向于依靠行政指令来下达指标、下推任务。比如整个钢铁行业、整个煤炭行业，要求把多少万吨的产能作为任务，然后一层一层的切块，分配到各个地区。各地再依靠行政手段，在当地相关企业中遴选“去产能”对象。然而，实际结果往往很容易。已经出现的扭曲和不公正现象，以及简单的全线镇压生产的做法。

以煤炭行业为例。 2016年，很多地方都陷入了“一刀切”政策，没有任何歧视。煤炭行业在经历了几年的困难、产品价格一路走低后，2016年二季度后煤炭市场开始回暖，三季度快速复苏已成定局，四季度传出消息一季度，市场上动力煤价格从280元/吨左右直涨至600元/吨，而焦炭则从原来600元/吨左右的价格直涨至2000元/吨。如此迅速的复苏，迫使管理部门多次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考虑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煤炭供应能力。

这种从“过剩”到“供给偏紧”的急剧转变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有关部门要求各煤矿每年限制矿山作业天数不超过276天。这彻底改变了煤炭行业过去一年365天连续工作、没有大修的经历（我在1970年代初期在北京矿务局当过工人，在矿山工作过，所以我知道这种连续轮换的情况）。

从经济角度看，这一新行政法规解决了哪些问题？看似可以压低整个煤炭行业的产量，但实际上却违背了生产规律，使得各煤矿的固定成本分配极为不足。原来分配的360天左右，现在按照管理要求最多只能覆盖276天的生产经营时间。事实上，行政手段无差别地压制所有煤炭生产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但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产能，还可能增加矿难隐患——可想而知：煤田煤层气需要不断开采，瓦斯等气体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必须得到控制这样，停机这几天，我们到底该抽还是不抽呢？考虑到经济利益，很多一线具体工作的管理者自然会停止抽气系统。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复工呢？有谁有经验应该提前多少天恢复通风？施工前是否需要将气体抽至一定水平？如果瓦斯处理不当、抽气不充分，是否会进一步增加瓦斯爆炸等矿难隐患？说白了，这样的结果就是煤炭行业产能落后。他们还没有被淘汰。相反，这些落后产能受到一刀切的生产控制的保护。煤炭行业去产能看似有形式上的解释，但落后产能实际上并没有被淘汰。这是供给侧改革应该追求的合理结果吗？是否真正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这种情况带来了现在值得关注的问题。 —— 在充分肯定“去产能”成果的同时，也要关注现在煤炭行业的复苏是否更强一些？这个功能在下一阶段会带来什么？可能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大涨之后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过了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大跌。我们不希望经济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行政措施最有可能造成这种“波动”。以经济手段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制度框架尚未建立，政府调控正在从一端转向另一端。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房地产“去库存”急需针对“差异化”情况单独施策

人们普遍认识到去库存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那么房地产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必须有结构分析。从广义上讲，房地产现在被称为“冰与火”，所谓的房地产去库存决不能强加于“火”方。 “北上广深”已经成为热门话题，那么到底能用什么样的库存呢？我们需要尽快组织有效供给，缓解这种供需矛盾。大量二线城市以前感受到的更像是“冰”压力，现在已经开始转变为“火”压力。我们要迅速吸取当前一线城市的一些做法和教训，提前做好有效服务。供应。配套基础系统供给问题必须提上日程。比如，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央“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及时推进改革”的政策是多么符合实际。

因此，说到房地产去库存，我们现在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大量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如何去库存的问题，也就是“冰”。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依靠现有的商业消费信贷支持来实现去库存目标，因为三四线城市最值得的住房主体就是所谓的“房源”。 “农民工”，未来几十年，我国将有约4亿人从农村来到城镇定居。他们最初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但需要在城镇“住一个地方”。与他们的需求相对应的供应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他们大多数人买不起的普通商品房——，而是低价共享住房或公共租赁住房。此类供应必须基于当前库存。为此，必须使用政策杠杆。

所以，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在整体去杠杆、控杠杆的同时，我们必须或者不得不面对如何合理解决“政策性加杠杆”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三四线城市，大量农民工能够真正有地方住，得到有效的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而当他们的支付能力更低时，相应的住房就只能是公共租赁住房。如果做得好，确实可以将我们的一些房地产库存从原来的“储存”状态转变为“使用”状态。

在降低成本方面，政府的责任是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

对于“降低成本”，政府显然不需要过多担心企业可以自行降低的成本。只要政府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就会千方百计地实现最终目标。在“细节决定成败”的各个节点上控制成本、降低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真正需要其努力的成本削减必须针对制度成本。制度成本中，税收方面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可能的减税改革，但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方面的成本，比如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五级”等降低风险仍有空间和必要。尤其是隐性成本。例如，一家企业需要盖上几十个印章才能启动，而每个印章后面都必须有“管理”。这种隐性综合成本能否降低，绝对不是减税概念所能涵盖的。必须用全面配套改革的理念来涵盖和解决，这个本质一定要抓住。

为了弥补短板，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因企业因行业、因地制宜的定制化pg电子游戏app的解决方案。

关于“补短板”，需要明确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补短板的理念和原则非常明确：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是各地、各行业、各企业要具体分析对策，做到“对症下药”。案件。”它有哪些缺点以及如何弥补？绝对不存在可以通用的标准化pg电子游戏app的解决方案来弥补缺陷。这就是供应管理与需求管理明显不同的地方：需求管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型，单一指标，政府通过监管进行逆周期操作。但在谈到供给管理和供给侧的短板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要有具体pg电子游戏app的解决方案的高层设计。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总之，按照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实质要求，关键是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掌握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努力参与市场竞争。要做到“三剪、一减、一补”，才能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正确道路。 2017年是中央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和要点，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精神。

（最初发布于2017年7月16日《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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